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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策线索之三：短中期均衡。除了短期政策之外，预计2019年将会是一个中长期政策出台非常密集的时段。国企的“竞争中性”框架值得关注。央行行长易纲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指出中国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国资委发言人的后续表态也证实了这一点。“竞争中性”是OECD提出来的一个框架，而且OECD也详细界定了“竞争中性”的八大原则（见我们前期研究报告《什么是竞争中性》）。

三是资产价格传导渠道，这一渠道在企业层面的传导基于托宾q理论，q指企业市场价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率。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股票价格上升，q值上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扩大投资的意愿提升，提高经济产出。在消费者层面的传导基于财富效应，与心理预期因素高度相关，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下降时，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财富增加，乐观预期刺激居民消费支出，提升总需求。

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在这种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发挥着兜底的作用，主要用来保障参加养老保险的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实现老有所养。因此，这一养老保险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物质保障之一。

所以一个推论就是新一轮减税降费应该距离不远。另一个推论就是2019年顺差规模可能会进一步减小，这意味着从基本面的角度，人民币汇率可能是一个低位均衡，不排除延续2018年小幅贬值的趋势。当然，由于美国加息周期可能提前终结，人民币整体面临的压力将低于2018年。

2019年经济将进一步放缓，这一形势下上下游均衡问题将显得更为重要。估计可能的政策方向包括：继续推进民企纾困工作，看点之一就是给民企增信对于缓解信用市场二元化的影响。除了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调整和融资环境的修复也是一个重点。减少产能收缩和环保的“一刀切”。所以我们估计2019年中下游企业的营收虽然会面临压力（营收由增长周期性决定），利润空间却可以得到一定释放。中下游民企的状况会有分化，部分企业可能反而好于2018年。

第三个推论是内外政策的协调性。我们在前文逻辑篇中指出，与2018年相比，2019年政策受不可能三角约束小，政策空间将进一步打开。但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一个事实是美国目前仍处于加息后半段。因此我们的理解是财政空间释放在先，货币空间释放在后。货币政策仍会是逐步从中性走向中性偏宽松。